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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阳:水兑仓和三个父母官
来源:《宣城历史文化研究》微信版 作者: 发表时间:07-27 11:24

时国金

第1081期

水阳西镇的上街头。左手,滔滔南来的水阳江,如一条巨龙,顺镇蜿蜒北流。门前,凤凰潭应朱雀之位,碧波粼粼。一条大沟,宛如碧绿的绸带由潭中伸展,向右手边一望无垠的圩田间,开枝散叶,纵横交错。沟上一座石拱桥连接两岸,桥因潭名,曰凤凰桥。

这里就是宁国府最大的粮仓——水兑仓。坐北朝南。

秋收时节,圩内,绸带上,一只只小船满载而来,横七竖八地挤满了凤凰潭。圩外,水阳江中百舸争流风帆鼓张。

水兑仓起始是配合漕运,主要功能是储谷输漕。谈到它的建成绕不开一个人,他就是明正统年间任宁国府知府袁旭。

在明代,漕粮是土地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415年,明王朝敞开运河水道,用于交通。运往北京的粮食,全部走内陆水路,海运不再继续。地方承担的漕粮运到徐州、德州和临清这几个漕河上的运输中间站,再转运到北京。后又在仪真安装水门,所有粮运任务由官军承担,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漕运体系,对明朝的整个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直至清初,王朝更迭时,漕河水道仍然完好无损,处于良好的航运状态。据记载,1640年,农历八月,在南京登基称帝的福王朱由崧派佥都御史左懋第,到北京同清廷接触。10万两白金,几万卷丝织品,作为南明小朝廷的礼品,由3000名士兵护送赴京。一百条船的使团,八月渡过淮河,十月初一到达漕河南面终点张家湾。这段行程用时不到60天。

水阳江是支运漕粮的重要航道。1436年正统帝下旨公布施行兑运法后,为配合漕运,储谷输漕,方便百姓纳粮,在水阳江航道上创置兑仓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功。

此时,袁旭正任宁国知府。“郡故多事,旭应之,恒有余力,凡郡县治所、学宫、祠庙、馆舍、桥道,靡不庄固宏丽,甲于诸郡”。俗话说“客不修店,官不修衙”,那是从自身利益角度的一种权衡。历史上我们向来不乏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情怀的官员,他们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。袁旭就是这样一位敢于任事的父母官。正统十年(1445)春,朝廷大考群吏,他和松江知府排名前二,皇帝“赐宴及袭衣遣还”。

《宁国府志》记载,袁知府既能干事,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,如此荐兴大役,老百姓却并不反对,“民不告扰”。正统八年(1443),袁旭为方便百姓,把济川桥由浮桥改建为石桥。因工程浩繁,财力不济,他亲自捐俸并为文劝民,一番激情鼓动,富者争出粟帛,小民争趋赴工,垒石起土,历时一年桥竟然建成了。

对于修建兑仓这样一件利国利民之事,袁旭自然责无旁贷,全力争取。巡抚周忱上奏朝廷,朝廷遂批准郡守袁旭来操办这件事。

那么兑仓选址为何孤悬于府治百里之外的水阳镇呢?

当时的金宝圩环圩“一百六十余里,计亩十九万七千有零”。六朝南迁赴圩内定居垦荒,人逐渐增多,自唐宋鼎盛后再次步入辉煌。至明初,经元朝摧残而衰退,停滞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。朝廷奖励复垦、移民屯田、兴修水利、减轻商税,田赋与徭役,在当时大大刺激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。因此,锯镰、水车、风车、耘璗、秧马等各种重要农具广泛而普遍的在圩内得到运用,力省而功倍。

加上这里农人勤而安分,终岁不休。稍有闲隙,则去捕鱼虾、采薪、埏埴、傭作,担荷。这样的百姓自然创出不一样的财富。“漕取足于圩者十之八九”。对于这样一个鱼米之乡,兑仓设此,便理所当然。

袁旭鸠工庀材,在水阳河西创置了“官庾一区”。自此,每年冬十月地方大户按期把粮食交到仓库,仓吏严加管理,待到第二年漕船开来,漕卒拏舟就之,兑以转输,方便了百姓,完成了岁赋。于是,水阳的兑仓就成了大明王朝漕运体系中一个重要节点。当时,宣州帮经运漕船有45艘,额充宣、南、泾、宁、旌,太并建平七县,正耗米共24890石。每年从水阳转运的漕粮近2万石,约占全国输往北京漕粮的二百分之一。虽谈不上举足轻重,但在支运线上也是很有分量的一个大仓了。

可以想象当年水阳江上千船竞争发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。水阳江下游沿化津湖段“运粮河”也因此得名。

农业文明社会,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,生产生活要求也基本是内循环,很少部分产品进入市场交流。但就是这部分的交流就形成了一个区域的市场兴旺。兑仓的设立也进一步推动了水阳这个圩乡重镇的繁荣。

历史是令人吊诡的,就是这样一位为民爱戴,政绩卓异的一代良臣,在宣城任上,却被在朝廷为官的泾县人督学御史程富参核,诬其妄兴大役,收敛民财,且杖死平民,最后冤死于狱中。临终,袁旭仰天长啸,冠绝缨索,作《幽愤诗》:报国有心悬白日,盖棺无面见黄泉。闻者无不流涕!

天地之间有杆秤。对这位父母官,宣城百姓却口碑如雷!为之“祀济川桥左,并祀遗爱祠,名宦祠”。

三百年后,施闰章作《宁国府故太守袁公祠记》:人能戕公之生,不能斩公之泽;能陷其身于一时,不能夺其名于百世。今垂三百年语贤太守,莫不曰“袁公袁公”也,公亦无可憾矣!

一百多年过去了,岁月的沧桑不仅带来人事的代谢,粮仓在兑营的过程中因年久不葺,也渐渐地被寖以摧毁,颓垣败砾,蚀于蔓草间。致使“输者云集,无所贮藏”,给百姓纳粮带来了很大的不便,不得已租赁民居来储藏,也给漕粮的管理留下了隐患,“其奸阑、弊穴由兹以炽”。

隆庆五年(1577),湖广监利人姜奇方来宣任职。他周悉民隐,大胆革新,认为“国赋之征乃吏政之大”,重修兑仓乃头等大事。

面对久废不举的兑仓,一面向上呈报,一面对下动员,履职之初就启动了兑仓的维修。他亲自规划工程,挑选里甲中诚实谨慎而能任事的主持这项工程,召集乡里筹集建设资金。工程于万历甲戌仲秋轰轰烈烈地动工,第二年正月即完工。一座“中为厅事,前堂后室各三楹,左右排列三十二座廒仓”的兑仓即告建成。“缭以固垣,重之坚壁,言言翼翼,风雨攸除。”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比百年之前有了一个大的提升。

姜县令明章程,谨赋敛,每到兑运漕粮之时,都要直挂长帆,不避风雨,沿水阳江而下,长驻水阳,亲自调度,为民做主,严禁粗暴征粮,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深深信赖。百姓上交漕粮也非常积极,以致他在位期间,“民输官期独先,诸邑称最”,在各县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。

一个想干事的官员,民生疾苦无一日不在胸腹之间。自然,眼里也就永远有干不完的事。万历己亥年,水兑仓修建一新,“宣城旱,祷有雨”,粮食喜获丰收,姜县令心中欢喜,可转而又喟然感叹,怎样才能让百姓永无饥馁呢?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公堂之上涌上心头,可以效古社仓之法!说干就干,遂向抚院宋仪望,巡院鲍希贤,郡侯陈俊请示,得到上级的认可,于是拨付资金在山区和圩乡各建两处义仓。圩乡的百里之仓设在水阳兑运仓之后,山乡设在庙埠广王殿下大门内。“水阳之廒十有二楹。贮谷六千二百有奇。”姜父母官下令每户稍出谷为义仓本。廒成而谷亦集,春雨如膏,仓箱告盈。义仓的管理“散敛平时用《社仓法》,春而出之,以补不足,秋而入之,斗赢一升,以供鼠耗。凶年用《常平法》,春减估粜以出,秋增估籴以入,厥价恒平。”

实际上“常平仓”制度是我国粮仓储备制度最大的创举。就是政府在丰收之年购进粮食储存,以免粮价过低伤害农民利益,歉收之年卖出所储粮食,以平抑市场的粮价。籴,是买进粮食。粜,就是卖出粮食。平籴就是官府在丰收用平价买进粮食,以待荒年卖出。平粜则是指官府荒年的时候用丰收时购进的粮食平价出售。“谷贱时增其价而籴,以利农,谷贵时减其价而粜,民便之。”因“籴甚贵伤民,甚贱伤农”,粮食价格不宜过高或过低。

可以说义仓成了基层治理中防范社会风险,构建古代社保体系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。

如何把好事办好,贡师泰裔孙国子监学录贡安国,撰文介绍了邑大夫姜侯奇方创造性的管账方式:水阳义仓设置账簿三本。一本上报府衙,一本留存县邑,地方掌管一本,由威望高、声誉好的乡绅选出一位作出纳,并定期轮换。每次官府来盘查,仓夫要回避,三账核对,出入制衡,设置了完善的操作规程。“良法美意,存于后人守之耳。”

粮价是百价之基,20世纪30年代,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,了解了中国的“常平仓”制度后,深受启发,他结合美国实际,将常平仓引入了罗斯福新政,解决了农业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战争物资的短缺问题。后来,他在各种演讲和回忆中,都把常平仓视为“我任农业部长最值得骄傲的行动”。

在金宝圩,最典型的就是在咸丰兵乱之时,正因为有如此庞大的粮仓,才能偏安一隅,没有因为私商囤积居奇,哄抬粮价,形成米珠薪桂,能抵挡太平天国长达十年的进攻。当时宣城县治已沦陷两次,大户和饥民纷纷寄居水阳。不能不说,粮仓是抗敌之本。

因姜侯奇方在宣任上,事有利病皆兴革之,建预备、常平二仓,贮谷待赈,创水阳储廒,敛粟待兑,军民便焉。

粮仓的建设是一件大事,粮仓的管理更是不能马虎,防虫、防霉、防鼠雀、防火烛,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。

粮仓的建造是一门技术活,我国古代储藏粮食的建筑有地下和地上之分,地面下的建筑为窖,地面上的则为仓,一般是北窖南仓。水阳是江南水乡,地势低,地下水丰富,故以仓储粮,地上粮仓的防水和防火要求更为严苛。水阳义仓虽建在水阳江畔,南边还有凤凰塘,仓内还是挖掘了一口水井,此井即龙溪古井,至今仍在。传说井有两口,另一井在河东的真庆观正殿中,相传两井逾水阳江下是相通的,一年火灾,一得道高僧穿二井,以压两镇火灾。

粮仓最难防的当然还是人,再好的制度,如没有干吏能臣执行到位也是枉然。到康熙年间,距袁旭创建兑仓两百多年,距姜奇方重建兑仓也是百年有余,“宣民之困征输极矣”。此困非为无仓可储,而是漕运体系的弊端丛生。

税率杂派直线上升,常法之外,又巧立名色,肆意诛求,漕卒胥牟作奸犯科,相倚奸利。

此时,一身正气,情怀满满的一位官员来到了宣城,这位榜贡出身的会宁人,叫李文敏。《宣城县志》称赞他“明敏果决”,上任伊始,对漕事之艰就做了一番深入的了解。

漕粮输送,民输仓,而卒转漕。这里百姓最起码要承担额外的二项费用,一是损耗,二是运费。但漕军已经退化变质,额外费的征收,使漕军的多级军官在内,都卷入进榨取活动中去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记载,每石大米的运输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多达8倍。有名御史指出敲诈行为有8种,每种都有其历史,有其行话。

当时的通例是“五两五石”,作为规定不可横索厉民。但承平日久,腐败无孔不入。李文敏履职之时,“漕事日艰”,漕卒、奸胥、运弁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名目繁复已无以复加,稍不顺意,甚至“不受其输”。致使粮食“经月红腐”,许多中产弄得陆续破产。

没有经历过卖粮难的人实难解其中滋味。我就亲自遇到这样一件事,一个烈日焦炽的午后,在粮站的门口,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菜籽,直接倒进了河里,满河漂荡着半浮半沉黑幽幽的菜籽,引来了一大片鲳鱼在河中成群的追逐。原来老农已在粮站待了三天,每次到磅秤处,检验员都说“成色不好,还要晒晒”。

李文敏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是“民弱而卒强”,而“长吏又不能约束之”。

李文敏就是李文敏,这位后来因“催科有法”升太仓州知州的一方父母官,监兑之法出手不凡。他深入水阳圩乡一线,召来各位里长,组织他们提前把大户家中多余的粮食运到兑仓,叠得高高的粮袋巍然如山。然后把仓场库吏,监督,皂隶,仓役全部召到堂前,刑枷置于几案,怒目圆睁,掷语如铁:“本官此次理漕,你们一定要恪尽职守,若有从中与漕卒勾结犯科者,将严惩不怠。”

输漕那日,天朗气清,乌篷大船,声如宏钟,陆续驶来。李文敏让各里长支走几位黠吏,他在仓前亲自指挥漕船装载。来到漕军首领跟前,开阔的眉宇间蕴藏着一种丰蔚坦荡的君子之风,出言温和却不失威严:“你们为国家运粮实在辛苦,我担心老百姓纳粮不及时,耽误了你们的行程。”

卒役紧衣肃然,立于两旁。仓场书办拿出准备好的帐簿,噼噼啪啪一顿算盘,按照规定给付杂费,一分不多,一分不少。昔日骄悍的漕军官兵面面相嘘,不敢声张。

一艘艘漕船按顺序停泊于水兑仓的码头,轮流卸装,秩序井然。

这天,水阳江上,大橹摇曳,青篙击水,纤夫的号声响彻江面。

不几日,兑运任务顺利完成。水兑仓的兑运又恢复了往日便民的功能。

事后宣城乡贤施闰章称赞李文敏:“当放则放,当敛则敛, 侯实苦身戮力以速漕而纾吾民也,何善政不可为哉!”

曲终人不尽,江上数峰立。转瞬又是几百年过去了。

解放后,水兑仓成了全市最大的中心粮站,高峰期收储的油菜籽占全市的五分之一,粮食占全市的三分之一。

如今,凤凰塘已被填没,凤凰桥唯余两块条石,龙溪古井犹存,仍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敖仓。

水阳江上的乌篷大船消失了,拉纤的纤夫不见了,空中飘荡的号子声穿越时空,穿透灵魂,仿佛在江风中久久回荡:

一声号子,哟,嘿!

闯风雨哟,嗨,嗨!

路且险哟,吙,嘿!

往前赶哟,吙,嘿!

圩乡的月光依然清澈明亮,滔滔的水阳江依旧汩汩流淌,三位父母官已走进了历史的深处。斯人已逝,但他们敢于任事,不移初心的精神,依然在历史的长空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芒。

一代代的人,匆匆走过他们生活的时代。或许,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体会到异代同调的那份苍凉。(作者系宣州区政协主席)

【责任编辑:zhanglingyan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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